解嚴的歷史意義與主流論述之反思

    1987年7月15日為台灣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7月15日也是台灣的解嚴紀念日。解除戒嚴是台灣政治改革重要的一步，但仍有其侷限，而台灣社會在回顧此一歷史時，卻常有過於誇大的看法，也給解除戒嚴的蔣經國總統過高的評價。台灣社會理應回顧解嚴當時的歷史時空環境，才能釐清解嚴前後的歷史情況，方能賦予此紀念日更為深刻的時代意義。

威權改革的侷限性與政治控制之延續

    解嚴固然終結台灣與澎湖地區長達38年的軍事管制（軍管政策），具有指標性意義，但其本質仍屬「有限度的政治改革」。直至蔣經國總統逝世前，國民黨當局並未規劃讓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全數退職以落實國會全面改選。由此可見，解嚴初期的政治體制距離真正的民主化仍有相當差距。

    此外，解除戒嚴之後，台灣雖步入「後戒嚴時代」，但國家對人民思想與言論的箝制仍然相當嚴厲。國民黨當局持續透過《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等非常法制及《刑法》第一百條（內亂罪），強力壓制異議的聲音。在此高壓統治下，台灣的言論自由保障仍嚴重不足，為了突破言論箝制的網羅，進而釀成如鄭南榕為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而自焚殉道的悲劇。

法律屏障與轉型正義之阻礙

    國民黨當局在國內外要求改革的壓力下，蔣經國雖然選擇解除戒嚴，卻不願意根據《戒嚴法》解嚴，反以《國家安全法》的規定，阻礙了解嚴後，原應依法推動的轉型正義工作。依據《戒嚴法》，解嚴後，於戒嚴期間受軍事審判之平民有依法提起「上訴」之權利。在受害者或是其法定代理人提起「上訴」（實際上是再審）後，政府各相關部門就必須將相關事證送交法院，受害者或其法定代理人就得以要求閱卷，透過司法程序尋求事件真相，進而探究責任。反之，若是政府相關部門無法或是不願提供所謂犯罪的檔案／證據，則受害者在欠缺不利的指控證據下，透過司法，證明其原本遭到指控的是冤假錯案，案件也就因此而告平反。

    然而，當時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當局在宣布解嚴前夕，刻意制定《國家安全法》，以第九條凍結了《戒嚴法》賦予平民「上訴」的權利。此一政治運作，直接導致台灣從戒嚴過渡至後戒嚴時代的初期，轉型正義工作完全無法開展。直至2016年民進黨取得立法院多數，轉型正義相關法案才得以推動，這亦是台灣轉型正義延宕多年的重要原因。

言論自由的實質落實與法制演進

此外，雖然《國家安全法》揭示的「三原則」（不得違背憲法、不得主張共產主義、不得主張分裂國土）揭示了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當局的改革底線，但實務上，解嚴之初主要箝制言論自由的利器，仍是《懲治叛亂條例》與《刑法》第一百條。任何牴觸國民黨當局底線的言行，皆可能遭受上述非常刑法的嚴厲懲處。

台灣言論自由的實質保障與自由化的初步落實，實有待於後續歷史條件的成熟：包括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懲治叛亂條例》，以及推動《刑法》第一百條的修正，方能徹底終結「言論叛亂罪」的時代。此後，《國安法》三原則後續則透過《人民團體法》與《集會遊行法》等相關法規，成為限縮人民透過合法集會結社，表達政治異議空間的重要依據。

解除戒嚴是台灣告別軍事管制的起點，但並非威權體制解體的終點。

台灣的民主化與自由化進程，是在解嚴後透過社會運動不斷衝撞非常法制、逐步廢除惡法，並持續推動轉型正義，才得以落實今日得之不易的自由民主成果。重新審視解嚴的歷史侷限，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台灣民主發展的艱辛與珍貴。

台灣教授協會

2026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