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怡齡、陳方隅兩位青年學者榮膺殊榮 發起人莊萬壽教授疾呼以行動守護台灣

台灣教授協會於2026年9月20日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辦2026年第六屆《新世代台灣精神獎》頒獎典禮，由歷史學者周怡齡教授與政治學者陳方隅教授共同榮獲殊榮。本獎項由台教會前會長莊萬壽教授倡議設立，林慧瑜教授共同發起，宗旨為彰顯台灣主體性的國民意識，培植新世代公共論述與文化批判能力，以具體行動鞏固台灣的民主自由與國家安全。

發起人莊萬壽教授在病榻中，呼籲社會各界，「台灣精神」絕非抽象口號，而是涵蓋三大核心基石：培養理性與正義的現代公民、扎根並積累台灣歷史記憶，以及堅定建立國家認同與保家衛國意識。面對當前國際地緣政治角力、認知作戰與內部認同分化等嚴峻挑戰，莊教授沈痛呼籲政府與社會各界切勿麻木懈怠，知識分子更須勇於承擔社會責任，將理念轉化為守護家園的具體實踐。

莊萬壽教授夫人謝百合老師代宣讀莊教授發言。

本屆兩位獲獎學者在各自專業領域中展現了深厚影響力：

周怡齡博士專研西方憲政史，長期於公眾領域推廣台灣文化與主體性。其共同著作Revolutionary Taiwan: Making Nationhood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等專書，深刻論證台灣民主化是一場重塑國民身分認同的革命歷程，在國際學術舞台為台灣發出響亮聲音。

得獎者周怡齡教授。

陳方隅博士長期投身學術普及與公共論述，共同主持「菜市場政治學」與「美國台灣觀測站」等倡議平台，並曾獲第十屆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青年貢獻獎」。他不僅勇於對抗親中逆流與「疑美論」操作，更透過公共書寫以及教育工作尋求共同體的穩健，並持續追求國家正常化。

得獎者陳方隅教授。

台教會指出，兩位得獎者充分彰顯了新世代學者不畏壓力、堅持對話的實踐精神。當天接續舉辦「民主鞏固的轉型工程與歷史評價」學術研討會，由青年學者與教授對話，彰顯台灣精神的延續與傳承。台灣教授協會將持續結合海內外學術力量，為青年研究者搭建公共發聲的後盾，共同朝向國家正常化的民主願景穩健前行。

解嚴的歷史意義與主流論述之反思

    1987年7月15日為台灣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7月15日也是台灣的解嚴紀念日。解除戒嚴是台灣政治改革重要的一步，但仍有其侷限，而台灣社會在回顧此一歷史時，卻常有過於誇大的看法，也給解除戒嚴的蔣經國總統過高的評價。台灣社會理應回顧解嚴當時的歷史時空環境，才能釐清解嚴前後的歷史情況，方能賦予此紀念日更為深刻的時代意義。

威權改革的侷限性與政治控制之延續

    解嚴固然終結台灣與澎湖地區長達38年的軍事管制（軍管政策），具有指標性意義，但其本質仍屬「有限度的政治改革」。直至蔣經國總統逝世前，國民黨當局並未規劃讓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全數退職以落實國會全面改選。由此可見，解嚴初期的政治體制距離真正的民主化仍有相當差距。

    此外，解除戒嚴之後，台灣雖步入「後戒嚴時代」，但國家對人民思想與言論的箝制仍然相當嚴厲。國民黨當局持續透過《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等非常法制及《刑法》第一百條（內亂罪），強力壓制異議的聲音。在此高壓統治下，台灣的言論自由保障仍嚴重不足，為了突破言論箝制的網羅，進而釀成如鄭南榕為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而自焚殉道的悲劇。

法律屏障與轉型正義之阻礙

    國民黨當局在國內外要求改革的壓力下，蔣經國雖然選擇解除戒嚴，卻不願意根據《戒嚴法》解嚴，反以《國家安全法》的規定，阻礙了解嚴後，原應依法推動的轉型正義工作。依據《戒嚴法》，解嚴後，於戒嚴期間受軍事審判之平民有依法提起「上訴」之權利。在受害者或是其法定代理人提起「上訴」（實際上是再審）後，政府各相關部門就必須將相關事證送交法院，受害者或其法定代理人就得以要求閱卷，透過司法程序尋求事件真相，進而探究責任。反之，若是政府相關部門無法或是不願提供所謂犯罪的檔案／證據，則受害者在欠缺不利的指控證據下，透過司法，證明其原本遭到指控的是冤假錯案，案件也就因此而告平反。

    然而，當時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當局在宣布解嚴前夕，刻意制定《國家安全法》，以第九條凍結了《戒嚴法》賦予平民「上訴」的權利。此一政治運作，直接導致台灣從戒嚴過渡至後戒嚴時代的初期，轉型正義工作完全無法開展。直至2016年民進黨取得立法院多數，轉型正義相關法案才得以推動，這亦是台灣轉型正義延宕多年的重要原因。

言論自由的實質落實與法制演進

此外，雖然《國家安全法》揭示的「三原則」（不得違背憲法、不得主張共產主義、不得主張分裂國土）揭示了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當局的改革底線，但實務上，解嚴之初主要箝制言論自由的利器，仍是《懲治叛亂條例》與《刑法》第一百條。任何牴觸國民黨當局底線的言行，皆可能遭受上述非常刑法的嚴厲懲處。

台灣言論自由的實質保障與自由化的初步落實，實有待於後續歷史條件的成熟：包括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懲治叛亂條例》，以及推動《刑法》第一百條的修正，方能徹底終結「言論叛亂罪」的時代。此後，《國安法》三原則後續則透過《人民團體法》與《集會遊行法》等相關法規，成為限縮人民透過合法集會結社，表達政治異議空間的重要依據。

解除戒嚴是台灣告別軍事管制的起點，但並非威權體制解體的終點。

台灣的民主化與自由化進程，是在解嚴後透過社會運動不斷衝撞非常法制、逐步廢除惡法，並持續推動轉型正義，才得以落實今日得之不易的自由民主成果。重新審視解嚴的歷史侷限，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台灣民主發展的艱辛與珍貴。

台灣教授協會

2026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