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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劃設原住民傳統領域是本土政權應有的氣魄與價值

聲明稿

台灣教授協會

2017年3月19日

     台灣是一個歷經強權入侵的島嶼，清治－日治－中華民國，皆標示著外來政權的掠奪和島嶼的傷痕。然而歷史給予的機會卻是，昨日的「外來者」（outsider）會成為今日的「自己人」（insider）。然而這樣的在島上安頓下來與守護家園的意願，卻不能以強權入侵後的既得利益者的「現狀」為基礎。民進黨若自我標舉為第一個本土政黨，那麼必須對這島嶼的被掠奪史進行正義的修復，才得以宣稱自己是一個「本土政權」。對原住民族的權利回復自然是最重要的一環。 

　　的確去年八月一日，蔡英文總統在總統府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指出原住民族原本生活在這塊土地上，有著自己的語言、文化、習俗、土地、主權，而歷來政權透過武力征伐和土地掠奪，強烈侵害了原住民族既有的權利，並說明希望釐清真相、尋求和解，為台灣作為一個共存共榮、多元平等的國家，跨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近來因為《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所引起的爭議，卻讓我們看不到蔡總統有實現承諾的決心和意志。

    《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的爭議來自於兩個關鍵：諮商同意權的行使，以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定義。按照《原住民族基本法》21條：「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因此原住民族委員會乃按照此法條授權公告了此一辦法，卻在辦法中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定義排除私有土地，引起原住民族社會極大的反彈。根據行政部門的說法，由於同意權行使會侵犯到憲法對私人財產權的保障，因此必須將傳統領域的定義限縮至排除私有地的範圍；但是從原住民族的角度來看，傳統領域有其先於國家存在的歷史事實，公有/私有的狀態，是現代國家帶來的地權制度下所區分的產權類型，甚至可能是包含了不正義之取得過程而產生的結果，政府「要行使公有土地上的同意權，必須接受傳統領域定義排除私有土地」的辦法，形同條件勒索，無助於釐清歷史真相，又何有尋求和解的誠意？我們不僅看不見總統實現諾言的誠意，政府要員甚至帶頭動員對立、製造恐懼。

作為一個本土政權的最大正當性來自於對島上的歷史正義的回復，不應以後設的公有/私有產權形式而割裂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之空間完整性；政府不僅不該維護不正義現況，更應該主動對台灣社會進行溝通，促成更多公共討論，釐清傳統領域權之內涵，並積極進行立法、修法，落實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利。

　　我們要告訴蔡總統，人民對國家的忠誠來自於國家能夠讓人民參與國家的建構，並得以同時進行「我族」與自我的建構。如果這個國家的過去是由暴力與掠奪累積了他的制度，那麼做為一個本土政權，就是要檢討，轉正歷史遺留的不正義，包括土地制度。土地雖是有限資源，然而透過適當的互惠、互利的制度設計，卻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建立共生的家園，而肯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完整性，正是我們建立這樣家園的開始。

「一中承諾書」暴露台灣的兩個隱憂

聲明稿

台灣教授協會

2017年3月07日

　　據媒體揭露，全台一百五十七所大專校院，幾乎一半以上簽下承諾書保證來台中生研修之課程內容，不涉及政治敏感活動。不從事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台灣獨立等活動。也就是被解讀為意義上的「一中共識」承諾書。這個被大學行政高層視為「給對方方便」的一紙約定，掀起學界的強烈反彈，紛紛申明講學和言論自由的重要。不僅譴責行政高層輕賤言論自由，也重申台灣作為民主國家，應該維護且自律的價值。 

誠然，我們應當在每一次的言論自由遭受威脅或輕賤之際，大聲維護民主自由之價值。然而這個存在已久近日曝光的事件，卻也暴露出台灣長久以往累積的兩個沈痾：

一．台灣對中國的依賴是否擴及教育領域？
二．大學主管階級之政治認知的孱弱。

 　　馬政府時代加速擴大和中國的各種交流，在經濟面被太陽花運動踩了煞車。但是學術面卻在「兩岸學術交流，有益增加互信」的加持下持續進行。然而隱藏在這個交流互信說之下的可能是台灣教育場域不想解決的幾個問題：

　　●私校的生存：少子化與某些私校辦學不力，造成「經營」困難。教育部難以處理的棘手問題，就暫時委以招收中生為延長問題爆發的手段。然而這樣的短路操作手法，終將養癰為患。一旦某些大學需要依靠中生為生路，就終將成為中國政府的代言人。

●博士班的「中籍兵團」：大學博士班學員招收嚴重不足，教育單位應該檢討科系特質，學術與產業發展和博士班政策，調整科系方向和博士班發展。而不是放任各大學科系用中籍兵團來延後問題解決。

●前朝內規：馬政府時期，大學曾有外籍學生人數「中生」需占十分之一的內規。國際處因為業績壓力，甚至以「不需工讀齊頭發放獎學金」來因應。新政府應該重新檢討這些前朝留下的不適切內規。

　　也許大學行政高層以「實質可增進交流，給一紙方便何妨」來看待這一紙承諾。但是這種對中國政治威權的容忍，以求對方門戶開放的善意，可能帶來偏頗的「對中政策」甚至「一中政策」。一如美國政媒兩界對中國的無盡寬容正是源自這種「體貼」的自我限縮，不僅造成往後原則的持續退讓以及雙重標準，也給予中國進一步予取予求的空間。如何看待是個人的自由心證，然而紙上的承諾，卻實質上砌成依賴路徑的未來走向，非當下可以預期。不合乎民主自由之價值者，就不該退讓。

　　今日國際交流的管道已經大不同以往，台灣不再需要用這樣的自我退讓來換取對方放人的「德政」。況且中國政府向來擅長將他人的善意轉換成自我的利多，誰又可以預期我們如此退讓以求善的後果，是有利於自由民主還是成為中國手中的籌碼。美國加州大學邀約達賴喇嘛畢典致詞，卻遭到中國學生會的強烈反對和交涉，並以中國校友的捐款為要脅，就呈現了這種弔詭。只要對岸中國一日不放棄併吞台灣的野心，我們和他們之間就是一場步步為營你消我長的方程式。一廂情願以促成對方的開放，卻可能成就對方強大的籌碼。 

　　全國大專院校五大協進會的聲明發出「在課堂上以專業學習為重，不涉及政治敏感議題。…當前兩岸關係微妙且艱困，我們不希望因為此一事件影響兩岸交流，更不願意看到單純的學術交流複雜化。」云云….如此去政治的鴕鳥心態，以及對政治的錯誤認知，實難想像出自大學主管之口。現下大學的主管階級，大部分成長並受教於威權時代，其民主素養與政治認知和其對政策的影響力呈現嚴重的比例失衡。甚多只知功效主義缺乏國家觀念者，掩藏在兩岸交流之下成就個人利益，是當下教育政策和教育方向的隱憂。 

　　新政府上台積極推動南向政策，正應該趁機擴大和東南亞區域各大學的各種層級的交流來扭轉過去獨厚與中國交流的既有現象。南向所獲之回饋，絕對超過處處在國際場合打擊我國的中國的回應。

 缺乏歷史究責，無法教育後代

聲明稿

台灣教授協會

2016年12月24日

　　新竹市光復中學學生在校慶扮納粹掀起國內、國際軒然大波。在一陣愕然震驚中校方回應的第一條是「於事先審核時，未能深入考究歷史事實背後所延伸之價值性，除學校疏忽外，會追究相關責任，以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來回應外界對校方未事先審核的責難。 

　　我們可以預見，所有的究責，包括對學校、老師，或許還包含校方對學生，都將停留在「恫嚇」的層次和「少做少錯」的效果，無法進一步處理台灣深層的政治、社會與教育問題。 

　　在台灣社會一片鼓勵創新的聲浪中，這次的事件也正好給予我們清楚的教訓：剪貼與重組的創新，正好揭示道德的空洞和對社會去責的態度。而最關鍵的就是「轉型正義」在政治、社會和教育內容的缺席。加上不少學校、老師幾乎已經對教育放棄，只能以「積分」技術操練來換取家長信任的情況下，要在這次的事件中一次獲得改善幾乎不可能。

　　行政與立法機構對轉型正義的推諉，無非認為此項政治工程無施政的急迫性。今天這個震撼國際的事件，恰好對執政者和社會大眾說明，對過去反省的闕如，以及究責的淺層化，不僅動搖國際對台灣民主和人權的信心，對內亦無法累積社群共善的基礎。將導致社會溝通失去共識，衝突解決朝權力砝碼傾斜。長久以往，台灣社會將面臨解體的威脅。政治若聽任權力指揮，國家也會成為以處罰鞏固的機制。

　　在此，誠然希望政府與台灣社會，正視轉型正義對國家與社群永續的深刻意涵。

 揚棄婚姻平權、丟了政治誠信

聲明稿

台灣教授協會

2016年12月02日

         蔡總統選前的政見，充滿人權與正義的美麗願景，其中包括婚姻平權。這樣的人道光輝讓蔡總統展現出超乎對手的高度與風範，並以接近七百萬票當選總統。當選即是對總統政見與願景的肯定，也是期待。總統上任之後，當竭盡所能實現選前諾言， 如果每一件承諾需要再一次的「選擇」，則那一次的選舉，顯得毫無意義。 

        婚姻平權承諾的是全體國民的平等權利，我們必須殫精竭慮窮盡法律的可能達致這個理想，而非被現有法律圈限認知與想像，這才是文明的進展，也是政治存在的意義，實踐的過程也將成為我們共同體的歷史。作為領導者，當選之後必須負起闡明價值與排除障礙的責任。 

        然蔡總統卻讓此選前承諾，再次成為「開放選項」不僅沒負起實現政見的責任，且任由特定群體散播恐懼言詞，挑起社會恐慌，致大眾意見分歧越深，終致分裂為不能對話的雙方。如此導致的「無共識」的現象，不能作為違背承諾的藉口。

台灣是一個多元宗教與族群的社會，並未有政教合一的歷史與現實，婚姻的定義並未被特定教義所圈限。反而先民來台，篳路藍縷，基於互助合作，人群交流，自然實踐出彈性而寬容的親屬與家庭建構的文化。這是我們歷史的真實與根基，也是我們特有的資產。台灣的多元宗教背景，更是讓多元價值得以共容與協調。無須自比其他歐美國家，畫靶射箭自我陷入他人的困境經驗，憑空招致困難。長老教會作為台灣本土化最深的宗派，也以開放和共容的態度，尊重教徒的選擇。有所謂「婚姻平權乃菁英階級的餘裕，非普羅大眾的關懷」，此言更是對無能替自我倡議的普羅階級之不同性向實踐者的再次踐踏。量化民調受限於工具與問卷設計，不能作為施政的唯一憑藉。如有必要亦須參考研究機構更為嚴謹的調查資料與觀察變化推測趨勢。

民法之修訂，並非添加特定群體的福利，反而是拿開特有限制，讓全體國民得以享有平等的權益與保障。另立專法，並非標的群體自願，反而是對該群體妄加標籤隔離，恐有違憲爭議。若不思移除障礙，憑空另加阻隔，實非民主國家所當為。

政治誠信是領導人的首要考量，對自己的國情文化亦當有明確之認識，作為實踐政令的背景知識。徒開話語空間挑起無謂社會恐慌，不僅不是實踐民主，反而是挫敗人權、分裂社會。台灣教授協會作為堅持獨立建國之學術性團體，請總統更需堅定政治社群的核心價值與前進的動能，勿任由社群徒生紛擾故步自封。請總統明鑒。

 年金改革與台灣永續發展

台灣教授協會  聲明稿

2016年9月9日

         根據審計部統計，軍人退休保險將在2019年率先面臨破產、勞工保險是2027年、教育人員是2028年，公務人員保險是2030年，即使是2008年才剛開辦的國民年金制度，也會在2046年面臨破產。如果退休金再不改革，且不說3年後的軍人，現在54歲以下的勞工與51歲以下的公務人員將來都不可能領到退休金！。 

        台灣退休金之所以面臨目前的窘境，其原因有三：首先是1950年代設立的勞保與軍公教保險乃是出於威權政府對不同職業團體的懷柔示惠，給付遠高於繳費，保費費率本來就是設定無法永續的破產費率；其次，與健保不同，退休金的保險標的為退休後的經濟安全，這種風險是幾乎確定會發生，因此只能訴諸世代之間的風險分攤；第三，我們在未來30年內快速的人口老化，使得年輕世代不可能以隨收隨付的高費率負擔退休世代的支出。 

        但是年金改革的目的不是追求財務均衡。即使是各職業團體都願意增加三倍繳費以負擔自己未來的給付，但這樣的改革不啻是將社會保險轉變為商業保險，更喪失全體國民風險相扶持的精神。繳費與給付之間的政府撥補表面上是財稅問題，但稅收源自人民，因此年金改革更根本的底蘊就是台灣全體國民對所得重分配與世代轉型發展的基本價值辯論。

年金改革的最高目的是保障每位國民在永久退出職場之後的經濟安全。因此，首要目標是設置基礎年金，普遍平等地涵蓋每位國民，並盡可能提供所有國民一個體面、有尊嚴的退休生活；在這之上則設置職業年金，以保障不同職業別的所得差距，以昭示對工作價值的尊重。

我們建議政府與各個團體明確提出各自改革方案，以及財務規劃。讓公民社會據以討論，避免流於不同職業別之間的意氣爭論，把一個通過風險分攤，能夠促進社會團結的社會保險制度，運作成加深不同職業別之間的社會分裂。

我們相信，如果政府與各個團體能夠提出立基於普遍涵蓋，給付優渥的基礎年金改革方案，那麼勞保、軍公教、國保與農民津貼就可以有改革的依循理據，全體國民可以在風險分攤的概念上，相互扶持，一如健保所發揮的正面功能，將台灣認同建立在堅實的日常生活之中，這才是年金改革最終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