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

    日前美國在臺協會（AIT）發表聲明，直指〈開羅宣言〉、〈波茲坦公告〉兩份二戰期間文件並未決定臺澎法理地位，而依《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臺澎法理地位未定。經媒體再向美國國務院查證，國務院再次肯定AIT的發言符合美國一貫的政策。

    中國國民黨本於軍事佔領之權將流亡政府作為遷佔者政權，一向灌輸台灣人民錯誤的史觀，以〈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伏文書〉為接收臺澎領土的依據。中國共產黨也以同樣理由作為中國合法政府繼承者的身分訴求臺澎主權，國、共兩黨詐騙本質如出一轍。殊不知違反國際法，亦不為國際社會接受，唯有《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才是戰後秩序的法理基礎。

    台灣歷經民主化之後，對內而言，目前就是自由民主的政治實體，台灣政府無論在法理上或實質上，就是台灣人民經由民主方式組成的合法政府。所謂地位未定，指的是台灣在國際法上，仍是未被承認的主權國家，必須積極尋求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外交承認，使台灣以主權獨立國家參與國際社會。

    在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80週年，本會發表聲明已經明白指出此一事實，望國人周知。

2025年9月17日

終戰八十週年：應正視台灣地位國際法理與歷史真相

 

聲明

有關財政紀律與國家永續發展

面對立法院違憲通過全民普發一萬元法案，為了維繫憲政體制形式的合法性，行政院提出「中央政府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預算案」之「發放現金每人一萬元」。對此，台灣教授協會深感憂慮。雖然此舉也有政府關懷民生之考量，然而和過去普發現金是由行政部門先精算，再提出預算案不同，此次由於立法院提案之初並未精算政府可動支之現金，行政院的因應便無法避免舉債發放模式。如此，不僅潛藏對國家財政紀律的長期傷害，更可能引發深層的社會問題。有識之士對此之前就提出警訊。我們在此以學術專業與公民責任之立場，提出以下二點嚴正聲明。

一、 財政紀律之崩潰與惡性循環

立法院強行通過此類未經年度預算程序審查的額外支出，並迫使政府以舉債方式支應，此種行為不僅違反憲法及《預算法》之精神，更可能為日後「債留子孫」的惡性循環開啟先例。

本次舉債的模式，是對國家財政紀律的嚴重挑戰。 普發現金是透過「特別預算」的形式編列，並由大額舉債來支應。這種寅吃卯糧的財政模式，無疑是透支未來，犧牲下一代的福祉來換取短期的政治利益。當國家債務增加，未來政府可用於社會福利、教育、醫療等重要公共服務的預算就會被嚴重壓縮。這些服務的削減對中低收入家庭的影響最為直接，因為他們更依賴這些公共資源。

二、 增設選項：以公民自覺守護國庫

針對目前普現金已成定局，我們響應玄奘大學釋昭慧教授及「搶救國庫聯盟」的訴求，強烈呼籲行政院在現行五種發放模式之外，增設第六個選項：「拒領一萬，轉入國家續命專款」。此專款應有明確且嚴格的用途限制，僅能在國家面臨重大災難或外敵侵略時動用，嚴禁挪作他用。

這不僅僅是一個選項的增加，更是賦予公民將個人自覺轉化為國家守衛的機會。它讓每一位不願「債留子孫」的民眾，能夠以具體行動表達對國家永續發展的關切與承諾。這將是一場由下而上的公民運動，證明台灣人民是願意為國家的長遠未來承擔責任。

    2025年8月15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八十週年。這不僅是全球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對於戰後台灣的歷史發展與國際地位，更是一個必須嚴肅面對與釐清的關鍵時刻。中華民國政府自1945年10月25日接收台灣以來，長期在此地行使統治權。然而，終戰以來，關於中華民國政府擁有台灣主權或其在台行使統治合法性的論述，長期多以所謂《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或《日本降伏文書》作為依據。台灣教授協會指出，根據國際政治的發展與國際法的解釋，此類論證實際上仍有待商榷，並需回歸歷史文件與國際條約的本質進行檢視。

一、 接收並非主權移轉之依據

長期以來，將中華民國政府於1945年10月25日接收台灣的行為，視為台灣主權歸屬中華民國的依據。然而，此一接收的實際來源，並非直接的主權移轉，而是依據聯合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的《第一號命令》。根據這份命令在中國南京，由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呈遞給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代表何應欽的降書。這份降書，戒嚴時期就曾刊載於國立編譯館的高中課本內，同時，過去《台灣省通志稿》或《台灣省通志》在論述「光復」的《「光復」志》，也標舉此一降書與所謂「光復」的連結。

然而，若仔細審視《降書》內容並配合《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可以發現其核心目的在於劃分戰後盟軍對日本帝國統治區域的接收與佔領。例如，蘇聯接收了中華民國的中國東北，而作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則依據此一命令派員接收了台灣、澎湖，以及法屬印度支那半島北緯16度以北的區域（即今日的越南北部與寮國部分地區）。若將此類接收行為等同於領土或主權的擁有，無疑將導致越南北部和寮國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土，而中國東北卻非中華民國領土。這顯然與基本常識相悖，即使是持中華民國立場的國人也難以接受。換言之，這個《降書》主要說明的是戰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可以接收的地域，並進行戰勝國對戰敗國日本帝國統治區域的接收劃分，與主權的移轉並無直接關係。

二、 國際條約：終戰地位確立的唯一法源

若有人主張：戰後要依據《開羅宣言》或《波茨坦宣言》的內容，來進行領土劃分。即使有這樣的論述，也不可忽略，接收不是領土主權的移轉。英國與美國等盟國清楚的告知中華民國政府：不能僅憑《開羅宣言》就改變領土或主權的現狀，必須要根據一個正式的國際條約，才能進行領土主權的改變。我們可透過英美兩國當年給中華民國政府的文件得到佐證。最重要的是，條約才是國際法上戰爭結束的最後的依據。

三、 《舊金山和約》：台灣地位未定論之國際法開端

無疑，《舊金山和平條約》（SFPT）是戰後處理日本領土及其領域在國際法上最重要的依據。儘管有人會提及中華民國與日本國之間簽訂的《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即所謂《台北和約》），是解決兩國戰爭的重要依據，並舉此約強調台灣、澎湖主權的歸屬。但我們必須了解，《舊金山和約》第26條明確規定：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之後，與其他國家簽訂的任何和平條約或有關戰爭賠償或領土主權要求的協議，其內容皆不得超越《舊金山和約》的規定。否則，多出的權利必須由《舊金山和約》的所有簽約戰勝國所共享。這意味著，《台北和約》針對台灣與澎湖主權問題的規定，不能超越《舊金山和約》。這也是《台北和約》有關台灣、澎湖歸屬問題的條文是根據《舊金山和約》而來的原因。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舊金山和約》第二條規定日本茲放棄其對於台灣與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但卻沒有明定其歸屬。這正是戰後「台灣地位未定論」重要的國際法開端。

更仔細審視條約內容，可以發現，在《舊金山和約》中，明確規定韓國享有第二條所賦予的利益，即在日本放棄原屬其領土後，韓國可以繼承原本領土主權。相對地，中國根本被刻意排除在第二條的利益之外，僅擁有第十條、第十四條部分權利。

這清楚表明，台灣地位未定的安排，是美國為主的國際社會相當刻意的處理，而不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沒有代表參加舊金山和會，導致台灣、澎湖主權歸屬問題內容的擱置。事實上，根據國史館蔣介石的檔案，早在和會召開之前，蔣介石總統就已收到來自美國的相關說明，並了解該和約不可能將台灣與澎湖劃歸中華民國（中國）的領土。

四、 正視歷史，確立台灣國家地位

綜上所述，基於國際法原則與歷史文件的澄清，中華民國政府在1945年接收台灣的行為，其性質為軍事佔領與行使統治權的依據，而非主權的移轉。台灣的國際地位，在《舊金山和約》中被刻意處理為「未定」，且此一狀態並未因後續的《台北和約》而改變。

終戰八十週年之際，台灣社會必須正視這些歷史與國際法的事實。釐清台灣地位的國際法理，不僅是尊重歷史真相的表現，更是台灣在複雜國際局勢中確立自身定位、捍衛國家利益的基礎。唯有清晰理解自身地位的法理依據，台灣才能更堅定地走向未來，並在國際社會中扮演更為明確的角色。台灣教授協會呼籲國人，共同關注並深入理解這段歷史，為台灣的永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台灣教授協會

2025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