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教授協會

 年金改革與台灣永續發展

台灣教授協會  聲明稿

2016年9月9日

         根據審計部統計，軍人退休保險將在2019年率先面臨破產、勞工保險是2027年、教育人員是2028年，公務人員保險是2030年，即使是2008年才剛開辦的國民年金制度，也會在2046年面臨破產。如果退休金再不改革，且不說3年後的軍人，現在54歲以下的勞工與51歲以下的公務人員將來都不可能領到退休金！。 

        台灣退休金之所以面臨目前的窘境，其原因有三：首先是1950年代設立的勞保與軍公教保險乃是出於威權政府對不同職業團體的懷柔示惠，給付遠高於繳費，保費費率本來就是設定無法永續的破產費率；其次，與健保不同，退休金的保險標的為退休後的經濟安全，這種風險是幾乎確定會發生，因此只能訴諸世代之間的風險分攤；第三，我們在未來30年內快速的人口老化，使得年輕世代不可能以隨收隨付的高費率負擔退休世代的支出。 

        但是年金改革的目的不是追求財務均衡。即使是各職業團體都願意增加三倍繳費以負擔自己未來的給付，但這樣的改革不啻是將社會保險轉變為商業保險，更喪失全體國民風險相扶持的精神。繳費與給付之間的政府撥補表面上是財稅問題，但稅收源自人民，因此年金改革更根本的底蘊就是台灣全體國民對所得重分配與世代轉型發展的基本價值辯論。

年金改革的最高目的是保障每位國民在永久退出職場之後的經濟安全。因此，首要目標是設置基礎年金，普遍平等地涵蓋每位國民，並盡可能提供所有國民一個體面、有尊嚴的退休生活；在這之上則設置職業年金，以保障不同職業別的所得差距，以昭示對工作價值的尊重。

我們建議政府與各個團體明確提出各自改革方案，以及財務規劃。讓公民社會據以討論，避免流於不同職業別之間的意氣爭論，把一個通過風險分攤，能夠促進社會團結的社會保險制度，運作成加深不同職業別之間的社會分裂。

我們相信，如果政府與各個團體能夠提出立基於普遍涵蓋，給付優渥的基礎年金改革方案，那麼勞保、軍公教、國保與農民津貼就可以有改革的依循理據，全體國民可以在風險分攤的概念上，相互扶持，一如健保所發揮的正面功能，將台灣認同建立在堅實的日常生活之中，這才是年金改革最終的目的。

直面政治難題，台灣得以新生

台灣教授協會520政治建言

2016年05月18日         

　　2016年台灣經歷第三次政黨輪替。2000年第一次的政黨輪替，民進黨為台灣揭開了民主政體的歷史場景，然而也暴露了初掌政權的生疏和侷促。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中國國民黨以民主程序代換掉初次上台的民進黨。然而此次中國國民黨的重新執政卻弔詭地完成了台灣歷史的重要轉折：幫台灣人自我除魅於那個「永遠的執政黨」，一舉讓人民覺醒到中國國民黨的剩餘信用依存的是威權時代加權的幻影。這一階段，台灣人民以公民社會的自我強化熬過了這段歷史的鬧劇，將民進黨重新送上歷史的舞台。此役，民進黨拿回了執政權，卻也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擔負更重大的政治責任。

　　這一次，人民不再留戀威權遺緒，新時代的公民以全新的思維、當代的時空感以及民主的方法來選擇我們的執政者。民進黨的重新執政，已經沒有舊政治來襯托。她必須擺脫前兩個執政輪替的「民主過渡性格」，以一個更為成熟的民主格局來迎接她的任務。  

然而這個「新」的民主格局，並非擺脫台灣歷史脈絡。而是去除了威權幻影，民進黨再無藉口被暗影綁縛，必須以新生的動力，面對歷史的是非曲折以及內政、外交的艱難局勢，坦然以對台灣公民的新期待和新願景。因此未來的任務將是：在內與外、過去與現在的境域中，以「正義」重新定位的座標中，找到台灣的新生力量。  

信念，才是政治的核心  

中國的進逼、國際局勢的詭譎多變、全球化的經濟壓力、內政的龐雜紛亂…。執政者如何面對？以何為依恃？我們認為著手政治事務，不是點名單式的展品羅列。政事雖然龐雜，然而政治卻不容慌亂。真誠的政治必須以「正義」和「同理」來架構政治座標，繁雜的內政、外交必須放在這個具有核心信念的座標軸，獲得她的意義，也得以被面對和解決。 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我們把新政府最根本需要面對、最迫切需要處理的政事，分成四個領域如下：

（1）民主制憲  

　　318太陽花運動所揭露出的重大訊息之一，就是台灣的政治動力和目前的憲法架構是相互扞格的。2016年中國國民黨的大敗顯示了台灣將成為一個獨立的主體，這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前進動力，新政府必須前瞻性地理解，並對法理和事實之間的距離進行政治改革。  

　　即將執政的民進黨，曾經承諾一份憲改清單，新政府將如何兌現，各方矚目。憲法乃國家根本大法，經緯萬端，而台灣的特例受限於各種主、客觀複雜因素，改造誠屬不易。唯憲政改革不僅是政治工程，也是激發台灣人民共思願景，並透過民主程序達成共識的過程。台灣在險峻的國際政局中，該如何達到「制憲立國」的最終目標，仍需短、中、長程的各種戰略思考與對策，並有賴政府部門和民間社會一同攜手並進，共同商議這個攸關國家未來成敗的重大議題。  

（2）轉型正義  

台灣歷經兩次政黨輪替，卻仍欠缺實質轉型正義內涵，未真正落實民主文化根基之建構。長期以來，政治人物高唱民主避談實質正義，導致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等社會創傷被淺層化為金錢補償，社群成員無法相互坦承與深化溝通，如何得以建構民族國家？ 也無法建立深化民主的人本價值。  

　　台灣社會是個只有政治受害者，卻無政治加害者的扭曲社會。歷任政府只談補償、不認賠償，以金錢彌補受害者，卻不肯追究加害者。如此鄉愿曲折，欠缺真心面對正義問題，縱容罪惡在刻意的遺忘中獰笑，無法讓創傷獲得新生的動力，這個社會註定在虛假的沙堆上建立脆弱的城堡，絕非國家長遠經營之道。正義是民主的立柱，以和諧為藉口的忽略，只會導致成員間的不信任，建構的是一個淺層民主的假象。  

        我們必須共同檢視當代台灣在歷史、空間、族群中存在的轉型正義問題，並借鏡德國、韓國等面對前共產或威權政體的處理政策，落實轉型正義的承諾 。  

（3）世代正義 

　　過去幾年，世代不正義與經濟傾中重創了台灣社會，台灣薪資成長緩慢，物價、房價過高，壓得人民喘不過氣來，導致青年人才嚴重外流，台灣的貧富差距，所得最高5%與最低的5％比例，在過去14年由32倍多暴增到96倍多，台灣面臨的內部社會經濟問題，簡言之就是「無產階級赤貧化、中產階級無產化、富有階級權貴化」。  

　　政府施政，何以人民無感？究其實，就是因為涓滴經濟與分配政治出現問題。政黨財團坐地分贓，上層分食眾人貢獻的利益，中下階層連「肉糜」都成為奢望；思其因，台灣已經快速地朝向 「劫貧濟富」式的不公平制度發展。在過去經濟奇蹟的年代，台灣中小企業遍地開花，能夠享受經濟成長果實的階層較廣。但現今為了追求帳面上的數字成績，政府刻意使資本及資源集中於大財團，導致經濟成長的成果為少數人所壟斷，而這些受惠於全民貢獻和公共政策者，卻不願意負擔應有的社會責任和義務，經常成為避稅大戶。

　　政府如此的拚經濟形式，讓少數人把持遊戲規則的制定，也導致漠視環境正義的結果。從高雄後勁到雲林麥寮，我們的環境治理幾乎瀕臨崩潰。如果再不將環境永續和經濟永續結合思考，我們終將家園毀於自己的雙手。值此之際，我們期待新政府在勞動正義、分配正義、環境正義與居住正義等四領域，積極改善落實世代正義。  

（4）台、中關係  

　　台灣與中國之間關係的論述繁多，但加以歸納主要可以分成三種模式：「兩岸為各自獨立的國家」、「台灣主權未定論」與「兩岸為分裂的國家」。每種模式好似對應不同的解決方法，然而放進國際情勢中又增加許多變數。  

　　台／中關係牽動美、日、東協、歐盟關係，不僅關乎東亞區域和平，也影響世界局勢。由於台灣特有的歷史背景，台灣人的國家認同，實際關乎對自由、民主等生活方式的認可。因此，台/中關係不僅牽涉國際關係，也連動台灣內部的社會、經濟層面，看似簡單實則複雜萬端。總統作為國家領導人有責任與義務集合國人智慧，準確判斷時局，在各種國際組織平台間，創造國家的最大利益。 

　　建議蔡英文總統成立一個專屬台、中關係的智囊與應變小組。台、中關係目的之確認和應變，是台灣國家安危的第一條防線，必須建構一個具有最終目標（獨立）、停損點（傾中程度）和多個應變腳本（牽涉國際關係）的整合性策略圖像。任何台、中之間或國際之間的變動，都必須放在這個整合性圖像中加以衡量，並做出應變策略。所有的應變行動都必須以獨立建國為目的，並遠離中國併吞的設局與結構。這樣的特殊任務小組，必須結合國際法、外交和經濟等專業，針對中國或國際的行動，做出合乎目的性的應變策略，而不要深陷在中國羅織的九二共識陷阱中，寸步難行，並自綁於越收越緊的緊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