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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亞洲局勢重組，佈建台灣生存空間

聲明稿

台灣教授協會

2017年7月21日

     台灣與巴拿馬斷交後，國人普遍擔憂是否出現「雪崩式斷交」，這也是台灣在國際上如何不「被消失」必須嚴正以待的命題。中國從「兩岸」到「國際」對台灣懷柔和恐嚇交替的手腕從未止歇，甚至有再下一城之勢。台灣政府一昧低調求全，企求對方善意回應維持雙邊和平的策略顯然是錯誤期待。一方面，中國有其自我內政和外交的政治進程，台海和平不是對方主要的政治考量。另一方面，台灣內部在憲法結構和政黨生態上，也處於傾斜一中的危機當中。現有的憲政漏洞給予傾中操作的空間，繼續「維持現狀」，恰恰進入前進一中的制度性軌道和依賴路徑。政府在內政與外交如不予以突破，恐怕錯失歷史契機，將自己鎖死於一中架構，不僅無法維持現狀，甚至陷台灣於無法修復的險境。 

　　國際情勢尤難全然操之在我，必須給予最大專注和警戒，把握地緣政治機會，主動介入外交與軍事動態，建構有利於台灣的國際佈局。並釐清東亞局勢敵友關係，與變化中的亞洲陣營重組，才能有效建立台灣的國際屏障。尤其要有國際角色成之在我的決心，等待與被決定，終將走向災難。

    近期亞洲局勢中，中國於南海佈建人工島和軍事基地，挑起區域緊張。美國以航行自由、軍事保護為名持續介入。兩架美B-1B轟炸機飛越東海和南海敏感地帶，對中示警意味濃厚。中國西南邊區，除緬甸、越南領土爭議，中印邊境於近期發生兩國軍隊對峙衝突，印度更與日本合推自由走廊，制約中國一帶一路之意明顯；而東北亞緊張情勢持續增高，除中日韓東海爭議是區域衝突的警戒區，美國亦拉高北韓問題的層級和緊急性。美大學生遭虐死一案，更讓美國對北韓開戰的可能性大增。然而亞洲看似分歧的緊張局勢，卻都指向同一個壓力源：中國。

　　遲遲未見中國疏通北韓問題，川普總統矛頭轉向中國，意指中國刻意持續北韓問題模糊南海焦點。美若發動朝鮮戰爭幾為「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既可消除中國的緩衝屏障又可對中展現軍事實力。其近期表決通過2017年度國防授權法，恢復美國軍艦定期停靠台灣港口慣例等，均顯示佈建戰局一觸即發的痕跡。台灣作為亞洲衝突的前緣地帶，必須提高警戒戰局發生，以期善用局勢，朝向有利我方的佈局。

戰爭行動決定戰後的局勢，若不能免於朝鮮半島一戰，台灣必須看清自己在東亞的關鍵位置，扮演美日韓聯盟南方的補給基地並進而掌控日本海運的生命線。這個天險位置能將中國的勢力困在第一島鏈之內，保住美國與其盟友在亞洲的利益。 

　　也因此台灣的戰略位置實為我外交談判的重要籌碼；透過與日本在歷史上的特殊友誼，日本又為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盟友關係，台灣必須自我彰顯為美日台同盟不可或缺的一員。在面對中國不斷對台幾近割喉的局勢下，這是台灣必須做出的抉擇和行動。

　　由此觀之，近日日本官房長官對行政院林全院長所傳達，希望台灣加入日本主導的TPP-11之議，實為台灣促成美日台東亞聯盟成型必須踏出的第一步；我們呼籲，台灣政府必須準確判斷國際情勢，籌組團隊，取得機先，提出有利我方的條件與要求，才能把握這個區域與歷史的契機，將台灣的國格及國際地位進一步鞏固和明確化。

　　在此國際賽局的結構中，我國外交策略必須考慮地緣政治裡對日聯盟的「優先性」，進行外交博弈，才能凸顯我國在國際空間的「價值性」。「優先性」並非曲意跟隨，而是洞燭機先找出最有利台灣的空間結構，主動施力結構。並透過公民外交與經貿合作，和相同處境具危機意識之中國周邊國家建立最堅實的盟友關係。如此，才是台灣擺脫中國鎖喉的「優先佈局」，為有朝一日要求美日等盟友支持台灣正名與制憲的前瞻戰略！

看清亞洲局勢重組，佈建台灣生存空間

聲明稿

台灣教授協會

2017年7月21日

     台灣與巴拿馬斷交後，國人普遍擔憂是否出現「雪崩式斷交」，這也是台灣在國際上如何不「被消失」必須嚴正以待的命題。中國從「兩岸」到「國際」對台灣懷柔和恐嚇交替的手腕從未止歇，甚至有再下一城之勢。台灣政府一昧低調求全，企求對方善意回應維持雙邊和平的策略顯然是錯誤期待。一方面，中國有其自我內政和外交的政治進程，台海和平不是對方主要的政治考量。另一方面，台灣內部在憲法結構和政黨生態上，也處於傾斜一中的危機當中。現有的憲政漏洞給予傾中操作的空間，繼續「維持現狀」，恰恰進入前進一中的制度性軌道和依賴路徑。政府在內政與外交如不予以突破，恐怕錯失歷史契機，將自己鎖死於一中架構，不僅無法維持現狀，甚至陷台灣於無法修復的險境。 

　　國際情勢尤難全然操之在我，必須給予最大專注和警戒，把握地緣政治機會，主動介入外交與軍事動態，建構有利於台灣的國際佈局。並釐清東亞局勢敵友關係，與變化中的亞洲陣營重組，才能有效建立台灣的國際屏障。尤其要有國際角色成之在我的決心，等待與被決定，終將走向災難。

    近期亞洲局勢中，中國於南海佈建人工島和軍事基地，挑起區域緊張。美國以航行自由、軍事保護為名持續介入。兩架美B-1B轟炸機飛越東海和南海敏感地帶，對中示警意味濃厚。中國西南邊區，除緬甸、越南領土爭議，中印邊境於近期發生兩國軍隊對峙衝突，印度更與日本合推自由走廊，制約中國一帶一路之意明顯；而東北亞緊張情勢持續增高，除中日韓東海爭議是區域衝突的警戒區，美國亦拉高北韓問題的層級和緊急性。美大學生遭虐死一案，更讓美國對北韓開戰的可能性大增。然而亞洲看似分歧的緊張局勢，卻都指向同一個壓力源：中國。

遲遲未見中國疏通北韓問題，川普總統矛頭轉向中國，意指中國刻意持續北韓問題模糊南海焦點。美若發動朝鮮戰爭幾為「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既可消除中國的緩衝屏障又可對中展現軍事實力。其近期表決通過2017年度國防授權法，恢復美國軍艦定期停靠台灣港口慣例等，均顯示佈建戰局一觸即發的痕跡。台灣作為亞洲衝突的前緣地帶，必須提高警戒戰局發生，以期善用局勢，朝向有利我方的佈局。

戰爭行動決定戰後的局勢，若不能免於朝鮮半島一戰，台灣必須看清自己在東亞的關鍵位置，扮演美日韓聯盟南方的補給基地並進而掌控日本海運的生命線。這個天險位置能將中國的勢力困在第一島鏈之內，保住美國與其盟友在亞洲的利益。 

也因此台灣的戰略位置實為我外交談判的重要籌碼；透過與日本在歷史上的特殊友誼，日本又為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盟友關係，台灣必須自我彰顯為美日台同盟不可或缺的一員。在面對中國不斷對台幾近割喉的局勢下，這是台灣必須做出的抉擇和行動。

由此觀之，近日日本官房長官對行政院林全院長所傳達，希望台灣加入日本主導的TPP-11之議，實為台灣促成美日台東亞聯盟成型必須踏出的第一步；我們呼籲，台灣政府必須準確判斷國際情勢，籌組團隊，取得機先，提出有利我方的條件與要求，才能把握這個區域與歷史的契機，將台灣的國格及國際地位進一步鞏固和明確化。

在此國際賽局的結構中，我國外交策略必須考慮地緣政治裡對日聯盟的「優先性」，進行外交博弈，才能凸顯我國在國際空間的「價值性」。「優先性」並非曲意跟隨，而是洞燭機先找出最有利台灣的空間結構，主動施力結構。並透過公民外交與經貿合作，和相同處境具危機意識之中國周邊國家建立最堅實的盟友關係。如此，才是台灣擺脫中國鎖喉的「優先佈局」，為有朝一日要求美日等盟友支持台灣正名與制憲的前瞻戰略！

完整劃設原住民傳統領域是本土政權應有的氣魄與價值

聲明稿

台灣教授協會

2017年3月19日

     台灣是一個歷經強權入侵的島嶼，清治－日治－中華民國，皆標示著外來政權的掠奪和島嶼的傷痕。然而歷史給予的機會卻是，昨日的「外來者」（outsider）會成為今日的「自己人」（insider）。然而這樣的在島上安頓下來與守護家園的意願，卻不能以強權入侵後的既得利益者的「現狀」為基礎。民進黨若自我標舉為第一個本土政黨，那麼必須對這島嶼的被掠奪史進行正義的修復，才得以宣稱自己是一個「本土政權」。對原住民族的權利回復自然是最重要的一環。 

　　的確去年八月一日，蔡英文總統在總統府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指出原住民族原本生活在這塊土地上，有著自己的語言、文化、習俗、土地、主權，而歷來政權透過武力征伐和土地掠奪，強烈侵害了原住民族既有的權利，並說明希望釐清真相、尋求和解，為台灣作為一個共存共榮、多元平等的國家，跨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近來因為《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所引起的爭議，卻讓我們看不到蔡總統有實現承諾的決心和意志。

    《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的爭議來自於兩個關鍵：諮商同意權的行使，以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定義。按照《原住民族基本法》21條：「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因此原住民族委員會乃按照此法條授權公告了此一辦法，卻在辦法中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定義排除私有土地，引起原住民族社會極大的反彈。根據行政部門的說法，由於同意權行使會侵犯到憲法對私人財產權的保障，因此必須將傳統領域的定義限縮至排除私有地的範圍；但是從原住民族的角度來看，傳統領域有其先於國家存在的歷史事實，公有/私有的狀態，是現代國家帶來的地權制度下所區分的產權類型，甚至可能是包含了不正義之取得過程而產生的結果，政府「要行使公有土地上的同意權，必須接受傳統領域定義排除私有土地」的辦法，形同條件勒索，無助於釐清歷史真相，又何有尋求和解的誠意？我們不僅看不見總統實現諾言的誠意，政府要員甚至帶頭動員對立、製造恐懼。

作為一個本土政權的最大正當性來自於對島上的歷史正義的回復，不應以後設的公有/私有產權形式而割裂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之空間完整性；政府不僅不該維護不正義現況，更應該主動對台灣社會進行溝通，促成更多公共討論，釐清傳統領域權之內涵，並積極進行立法、修法，落實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利。

　　我們要告訴蔡總統，人民對國家的忠誠來自於國家能夠讓人民參與國家的建構，並得以同時進行「我族」與自我的建構。如果這個國家的過去是由暴力與掠奪累積了他的制度，那麼做為一個本土政權，就是要檢討，轉正歷史遺留的不正義，包括土地制度。土地雖是有限資源，然而透過適當的互惠、互利的制度設計，卻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建立共生的家園，而肯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完整性，正是我們建立這樣家園的開始。

「一中承諾書」暴露台灣的兩個隱憂

聲明稿

台灣教授協會

2017年3月07日

　　據媒體揭露，全台一百五十七所大專校院，幾乎一半以上簽下承諾書保證來台中生研修之課程內容，不涉及政治敏感活動。不從事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台灣獨立等活動。也就是被解讀為意義上的「一中共識」承諾書。這個被大學行政高層視為「給對方方便」的一紙約定，掀起學界的強烈反彈，紛紛申明講學和言論自由的重要。不僅譴責行政高層輕賤言論自由，也重申台灣作為民主國家，應該維護且自律的價值。 

誠然，我們應當在每一次的言論自由遭受威脅或輕賤之際，大聲維護民主自由之價值。然而這個存在已久近日曝光的事件，卻也暴露出台灣長久以往累積的兩個沈痾：

一．台灣對中國的依賴是否擴及教育領域？
二．大學主管階級之政治認知的孱弱。

 　　馬政府時代加速擴大和中國的各種交流，在經濟面被太陽花運動踩了煞車。但是學術面卻在「兩岸學術交流，有益增加互信」的加持下持續進行。然而隱藏在這個交流互信說之下的可能是台灣教育場域不想解決的幾個問題：

　　●私校的生存：少子化與某些私校辦學不力，造成「經營」困難。教育部難以處理的棘手問題，就暫時委以招收中生為延長問題爆發的手段。然而這樣的短路操作手法，終將養癰為患。一旦某些大學需要依靠中生為生路，就終將成為中國政府的代言人。

●博士班的「中籍兵團」：大學博士班學員招收嚴重不足，教育單位應該檢討科系特質，學術與產業發展和博士班政策，調整科系方向和博士班發展。而不是放任各大學科系用中籍兵團來延後問題解決。

●前朝內規：馬政府時期，大學曾有外籍學生人數「中生」需占十分之一的內規。國際處因為業績壓力，甚至以「不需工讀齊頭發放獎學金」來因應。新政府應該重新檢討這些前朝留下的不適切內規。

　　也許大學行政高層以「實質可增進交流，給一紙方便何妨」來看待這一紙承諾。但是這種對中國政治威權的容忍，以求對方門戶開放的善意，可能帶來偏頗的「對中政策」甚至「一中政策」。一如美國政媒兩界對中國的無盡寬容正是源自這種「體貼」的自我限縮，不僅造成往後原則的持續退讓以及雙重標準，也給予中國進一步予取予求的空間。如何看待是個人的自由心證，然而紙上的承諾，卻實質上砌成依賴路徑的未來走向，非當下可以預期。不合乎民主自由之價值者，就不該退讓。

　　今日國際交流的管道已經大不同以往，台灣不再需要用這樣的自我退讓來換取對方放人的「德政」。況且中國政府向來擅長將他人的善意轉換成自我的利多，誰又可以預期我們如此退讓以求善的後果，是有利於自由民主還是成為中國手中的籌碼。美國加州大學邀約達賴喇嘛畢典致詞，卻遭到中國學生會的強烈反對和交涉，並以中國校友的捐款為要脅，就呈現了這種弔詭。只要對岸中國一日不放棄併吞台灣的野心，我們和他們之間就是一場步步為營你消我長的方程式。一廂情願以促成對方的開放，卻可能成就對方強大的籌碼。 

　　全國大專院校五大協進會的聲明發出「在課堂上以專業學習為重，不涉及政治敏感議題。…當前兩岸關係微妙且艱困，我們不希望因為此一事件影響兩岸交流，更不願意看到單純的學術交流複雜化。」云云….如此去政治的鴕鳥心態，以及對政治的錯誤認知，實難想像出自大學主管之口。現下大學的主管階級，大部分成長並受教於威權時代，其民主素養與政治認知和其對政策的影響力呈現嚴重的比例失衡。甚多只知功效主義缺乏國家觀念者，掩藏在兩岸交流之下成就個人利益，是當下教育政策和教育方向的隱憂。 

　　新政府上台積極推動南向政策，正應該趁機擴大和東南亞區域各大學的各種層級的交流來扭轉過去獨厚與中國交流的既有現象。南向所獲之回饋，絕對超過處處在國際場合打擊我國的中國的回應。

 缺乏歷史究責，無法教育後代

聲明稿

台灣教授協會

2016年12月24日

　　新竹市光復中學學生在校慶扮納粹掀起國內、國際軒然大波。在一陣愕然震驚中校方回應的第一條是「於事先審核時，未能深入考究歷史事實背後所延伸之價值性，除學校疏忽外，會追究相關責任，以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來回應外界對校方未事先審核的責難。 

　　我們可以預見，所有的究責，包括對學校、老師，或許還包含校方對學生，都將停留在「恫嚇」的層次和「少做少錯」的效果，無法進一步處理台灣深層的政治、社會與教育問題。 

　　在台灣社會一片鼓勵創新的聲浪中，這次的事件也正好給予我們清楚的教訓：剪貼與重組的創新，正好揭示道德的空洞和對社會去責的態度。而最關鍵的就是「轉型正義」在政治、社會和教育內容的缺席。加上不少學校、老師幾乎已經對教育放棄，只能以「積分」技術操練來換取家長信任的情況下，要在這次的事件中一次獲得改善幾乎不可能。

　　行政與立法機構對轉型正義的推諉，無非認為此項政治工程無施政的急迫性。今天這個震撼國際的事件，恰好對執政者和社會大眾說明，對過去反省的闕如，以及究責的淺層化，不僅動搖國際對台灣民主和人權的信心，對內亦無法累積社群共善的基礎。將導致社會溝通失去共識，衝突解決朝權力砝碼傾斜。長久以往，台灣社會將面臨解體的威脅。政治若聽任權力指揮，國家也會成為以處罰鞏固的機制。

　　在此，誠然希望政府與台灣社會，正視轉型正義對國家與社群永續的深刻意涵。